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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足情深
——父母在，是一家；父母去，是亲戚。
文/周代锁
父亲，生于年，卒于年；母亲，生于年，卒于年。父母生养我们兄弟三人、姊妹七人，兄弟姊妹共十人。自我记事起，爷爷奶奶均不在。全家12口，亦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家庭。
80年代前，农村是大集体生产方式，过着三餐不全的穷苦日子，但挨饿也好吵闹也罢，竟是十分的热闹。80年代后，生活稍有好转，又几个姐姐先后出嫁，大家庭逐渐缩小，热闹的家庭气氛也渐渐消失。如今，兄弟姊妹十人，是分散各地的十个家庭，即如春节，也很难齐齐整整聚在一起了。作为十人中间最幸运最霸道的一个，如今过知天命之年，常常想起那个时候，回忆那时无处不在却又并不珍惜的温暖，感慨万千。
一、剪五角星
大姐改云，哑巴。
我记事起她已出嫁。因为哑，只能嫁给成分不好且脚有残疾的东沟王二哥。好在上天眷顾，大姐家不远，隔一岭一河，走路十几分钟。门口好像有枣树。而且王二哥嘴勤腿勤手勤，日子艰难但勉强过得去。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她们家，受大姐二哥的稀罕。印象中大姐二哥也经常回来，二哥破柴担水扫院子样样都干。大姐虽哑，却也心灵手巧，操持家务和从事生产劳动与常人区别不大。现在古稀之人了，还跟着年轻人学会了刺绣，绣出了仕女图和八骏图。
记忆最深的是，大姐给我剪五角星。似乎我已经上了学的年纪，有一天在堂屋里，大姐不知哪里弄来的一片儿红纸，叠来折去，然后拿起大方桌上针线簸箩里的一把剪刀，只一剪子下去，然后拆开，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就呈在眼前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只能偶尔在课本上、墙报宣传画上、别人的*帽上见过五角星特别是红色的五角星。五角星、红领巾，也是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孩子们最向往的东西之一。当时，我肯定是被深深吸引了，缠着她。大姐笑着，把那个五角星重新一层层折叠，再一层层拆开，反复几次，然后给我。我把玩欣赏一番之后，再照着她折叠的印痕折叠一遍，拆开一遍。大姐又找来一张旧的纸，是旧书纸还是一片报纸还是贴在门上的对联纸，记不清了，她教我折叠然后开剪。成功了！大姐高兴得啊啊着，先伸出大拇指，再用手拍着我的脑瓜。
后来，大姐又教会我新的剪法，剪出来的五角星外边套着圆圈，圆圈又变成齿状的圆圈，圆圈又变成另一个大的五角星。不方便的时候连剪子也不用，靠着门帮或立在院子哪个角落，有纸张的话，她熟练地一折，直接用手撕就出现好看的作品了。这些，我都学会了。现在常想，我之后喜欢绘画等艺术形式，孩提时期唯一的启蒙，恐怕就是这个。
后来知道，大姐并不是生来就哑。好像是两三岁时的冬天，不小心摔倒在火池里，大人们不在身边，等从火池里挣扎出来的时候，脸已经严重烧伤，此后就不会说话了，脸上的大片伤疤和内心的极大委屈伴随着她的一生。在那国家积弱积贫、百姓穷困潦倒的年代，哑巴，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生活艰辛和人生代价。因为曾经会说话，说过话，这种美好始终模模糊糊留在她的记忆中，从说话到不能说话，这个巨大的转折，是她一生的痛苦和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所以，我的印象中，看见她笑的时候并不多，只有和同村另外两名差不多同龄的哑巴在一起时，比比划划地交流着她们的内心密码，才高兴地笑着。直到现在，姊妹们凑到一起说笑开心的时候，大姐偶尔还会忽然间拉住四姐的手，半生气半玩笑的比划着，意思是四姐把她推倒在火池里了。当然这只是个误会，四姐也不计较，大家依旧说笑。但是，这就表明大姐心里依然被这个阴影笼罩着，失去说话能力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委屈，像山脚下的茅草一样，被时间的火烧过一茬又一茬，却从没有彻底死去，根已经深深的扎进她记忆的泥土里。
大姐有三个漂亮的闺女，现在都已成家立业，经济状况和家庭气氛都不错，对大姐是很大的心理安慰。在三个闺女及女婿们的孝敬下，已经70几岁的大姐的身体几乎没有大的毛病，心情也好。衷心祝愿大姐晚年幸福。
二、削铅笔
二姐改玲，忠厚诚恳。出嫁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吧，跟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，挣得工分，换取口粮。后来出嫁，嫁给柳树坑的代大哥。按照习俗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就是其中的“送客”之一。我多少还有点儿模糊的印象。我毫无印象的是，当时二姐的陪嫁是一幅挑担、两只撮箕、一张铁锨，其他好像连一只简单的木箱都没有。此后几个姐姐出嫁，多少都有些简单的嫁妆。为此，二姐也耿耿于怀，回来娘家没少表达心里的不平衡，但永远仅仅是说说而已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这个遗憾始终没有弥补。
86年以前，我家宅院是三房一门:一座三间堂屋面西，两座两间的厢房南北相对，南厢房是厨房兼储藏间，北厢房是牛屋兼火池；一个小楼门在堂屋与南厢房之间面南，西面是邻居房屋后墙；这样也构成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四合院。院门外靠南厢房的下头，是一个石头磊的猪圈，猪圈旁是一棵大核桃树，与楼门口一棵侧柏树、楼门前一棵巨大的柿树比邻，互为鼎足。
有一天，就在猪圈栅栏口，二姐为我削铅笔。不知是不是入学的头一天，也不知是不是假期后的开学。我俩立在猪圈旁边，我仰着头看她，一支新买的铅笔，一把家用的镰刀，在她手里翻飞，铅笔的木屑一片片掉下来，铅芯又尖又长。好像我从没有削过这样好的效果。那时候，买一支新铅笔要消耗母亲攒在瓦罐里的一个鸡蛋，平时用的几乎都是铅笔头，有的短到几乎三个指头攥不住仍然在用；削铅笔时，不要说旋笔刀见所未见，连一个小小的刀片也没有，常常是镰刀甚至菜刀，刀的钝利以及用力的多少不好掌控，往往把铅笔的铅芯削断了，叫人心疼。那时只为二姐把铅笔削得好而高兴。现在想来，也许是二姐怕我把这新买的铅笔削坏了浪费，也许是怕我用大大的镰刀会伤到手指，也许是不经意间看见我削铅笔赶紧过来，也许本就这样经常为我削铅笔、一直为我削铅笔。记不得她当时的表情，也记不得她当时说什么话，但这种呵护和照顾一定是二姐发自内心的，而且一定是贯穿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。
二姐出嫁后，我也经常去她家。她家所在的柳树坑，比我家的山更大些，我曾经和四姐一起到他们那里砍柴，代大哥陪着，一砍就是十几天，那里的杨树沟、高匡崟等大山我还印象清晰。在她家，我曾得过一个铁环，使我获得了和同村孩子一样的快乐；还得到一个口琴，使我获得了同村孩子也不曾有过的快乐。我参加工作后，二姐还常常惦记，送山菜、香菇和公鸡。也许在她眼里，我是永远需要她亲自为我削铅笔的小弟。
不幸二姐因为生活艰苦和劳累过度患上了糖尿病。在医院病床上，使劲拉住我的手，有许多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也没有力气说起，只好一遍遍叫我的名字。我听出了她对命运的不甘心，听出了她对家对子女的牵挂，听出了她的遗憾，听出了她的嘱托。但她瘦弱的身体没有能够抗住命运的魔掌，最终还是走了，成为十个兄弟姊妹中最先离开的人。
现在回到家里，一经过原来的猪圈那个地方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当年站在这里看二姐给我削铅笔的画面来。愿二姐在地下安息！愿外甥早日时来运转，成家立业。
三、上学
三姐喜玲，热情刚烈。和大姐、二姐们不同，三姐上了学而且上到高中。
依稀记得院外南厢房墙下，阳光非常暖和，三姐的一群大约初中的同学，晒着太阳，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，一个个都好像城里人那样，谈笑风生，活泼热烈。我心想，这些人好洋气呀。
的确，三姐出门上了高中，和大姐、二姐、还有好多同龄相比，看见的不仅仅是农田、庄稼，从事的也不仅仅是放牛、积肥，她的眼界开阔了，有了同学，有了朋友，有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天地。还记得在堂屋的房后，三姐坐在地上哭着，父亲拿着灶火间的火钳，一边打一边教训。后来知道，三姐在高中认识了男朋友，但父亲不同意，这次挨打只是众多冲突与反抗中的一次。在那个年代，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上高中，是要经过许多个后门、许多次刺脸、许多回低三下四和忍气吞声的，实在不易。也许是父亲寄希望于三姐上成学，为自己挣得前途，为家挣得荣耀，在村里那些有当兵子弟、有工人子弟的家庭面前，挽回面子。但像许多父亲一样，他并不真正了解子女，不知道子女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在三姐的坚持和父亲的反对中，三姐的爱情在拉锯战中艰难生存，经过好几年，终于迎来了父亲的转变，三姐走进了婚姻殿堂，和张二哥结了婚。
83年，我初中毕业，要考高中了，考点在夏馆高中。夏馆，是我们县十六个乡镇之一，也是当时全县六所高中所在地之一，据说一千八百年前曾经是夏侯惇的馆舍之地，因而得名。三姐的家就在夏馆镇上，距离考点几公里。参加中招考试，她家是理所当然的落脚点。我和五姐骑一辆自行车，和几个同学一起，赶三十多里山路，提前到三姐家里，准备考试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公社到另一个公社，第一次离开家有三十里这么远。
考试的前前后后都记不得了，受到怎样的热情优待也记不起，独独印象深刻的是，堂屋门后有一洗脸盆架，洗脸盆里是刚打的清水，几个人洗了脸，擦脸。我擦脸的时候，看见盆架上不止一块毛巾，都挺干净的，随手拿起一个用了，过一会听见老掌柜说，谁用这个擦脸了，这是擦桌子的。我扭头看见他伸手拿着那块毛巾，从盆架的上边取下来，重新放在盆架的下边。这正是我用的，顿时脸又红又热。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，谁分过毛巾的用法，谁有两块以上的毛巾，不是用袖子一抹，就是在门钌铞上搭着的围裙上一擦了事，偶尔用个毛巾那简直就奢侈的不得了。
从此就怕上三姐家，以为他们是城里人，到处都干净，讲究。偏偏事与愿违，此后，在众多姊妹里，我去过最多的、住过最多的就是她家。
暑假一过，我要上高中了，没有考上县一高中，考的是赤眉高中，又称赤眉三中，是全县六所高中里的三中。高中三年，来来回回几乎都在三姐家停留，特别是去学校的时候，她总是有钱给钱，有粮票给粮票，有衣服给衣服。她给买过一条公安蓝裤子，还织过一件黑色毛衣，都穿了好几年。穿的最多的是张二哥退伍后带回的*服，有裤子和上衣，一直到参加工作还穿过。赤眉高中离家七八十里，坐一趟车要花一块四五，所以我很多时候不回家。有一回，同学书群回家，来的时候捎来6块钱，里面有几毛几分的，是三姐给的。接过钱，心里很酸，还忍不住流了泪。那时，我这个被姊妹们宠着的人，已经懂得了感激和感恩。当时上学，是自己带了粮食，在学校兑换成饭票，吃一碗不稀不稠的糊面条要二两饭票，如果面里有肉或者额外做菜，需要加5分钱或一毛钱，我们山里的学生大多不吃。六块钱，就够一个月的奢侈花费。六块钱，凝聚了三姐不知多少的心血，寄托了三姐不知多少的期望。
86年高中毕业。那时高考要先预选，幸运的是我通过了预选，更幸运的是参加高考也一次冲过了大专分数线。现在想想，自己怎么这么笨，十六七岁才刚上高中，二十岁了才刚刚考上大学。体检时遇到了一点儿麻烦，医院给出一个心动早搏的结论，虽然不影响录取，但担心是不好的病。假期里，在三姐家住了二十几天，医院打针吃药，钱都是三姐家付的。
上大学期间，来来往往一如既往的在三姐家停留，补给。有一段时间，三姐怀疑她自己患上了*疸，我在学校里帮不了忙，就给她写了一封信，说了一些宽慰的话，建议做个检查。后来经过她家，她说起这封信，非常感激我。我知道，真正应该感激的，是她。这是我唯一一封写给姊妹们的信。
参加工作后也时常去她家，而且每次去，张二哥都要做几个菜，或者直接去饭馆要几个菜，以酒招待，怕两个人不热情，还要喊一两个陪着。三姐也不阻拦。我常怀念张二哥的热情，可惜，现在遇到一起了，他总是不愿像当初那样放开了，痛痛快快喝一回。
最近几年，三姐明显老了，血糖有点儿高，情绪有点儿低，日子也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舒心。我看在眼里，虽然捉急却无以报答，老觉得心里是一块疙瘩。
四、走亲戚
四姐爱玲，心底柔软，诸事能干。四个大姐中，我与四姐的交往最多。
最有印象的是和她一起走亲戚。每到过年，母亲都少不了拾掇走亲戚的礼物，大多都是油馍、饼干、果子、红糖，一共四样。放在一个小而玲珑的竹篮里，上面放一张纸，再用干净的枕巾盖上。年景好的时候也会增加一块猪肉，这块猪肉叫做礼吊儿，从名字看应是这份儿年礼的核心。因为一次要走的亲戚不止一家，所以总是两个竹篮拼成一挑儿，用一根细竹棍儿挑着。印象中，一年一年，仿佛都是四姐挑着两个礼物篮子在前边，我屁颠儿屁颠儿跟在后边。有时一走三家儿，她就挑三个篮子，一头儿一个一头儿两个，偶尔我也帮忙把其中一个篮子?上，累得刺啦着牙，但心里仍然很美。
那时候，家家都穷，穷人的亲戚似乎也都是穷人。但是，亲戚之间就是割舍不了这份感情，再穷，也要想方设法走调一下，哪怕凑不够四样，只是一篮子油馍，或者只是两包红糖，也要坚决把这亲戚走下去。走亲戚又叫瞧亲戚，无论是走还是瞧，都直白的说清了亲戚之间的关系——只是走走瞧瞧，串串门子，看望一下，本质上是情感的联系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，正所谓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”。走调一词也证明了这个事实，就是通过走动来调整亲戚间的关系，而不是通过利益来调整亲戚间的关系。就连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也说“亲戚们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。”
走亲戚有很多好处。可以在路途上偷吃礼物，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果子、饼干，往往还没到亲戚家，果包就已经被掏出了窟窿。至于从亲戚家返回的路上，偷吃亲戚的回蓝儿，就更加猖狂。这时候四姐也没有太多埋怨，无非停下来，在小路边重新整理果包而已。这样既少了面见亲戚的尴尬也免了回家后母亲的责怪。坐在亲戚家的小桌或者火池旁边，吃着一年里最丰盛的饭菜，听着大人们交流一年的家长里短和收成苦乐，不知不觉中认识着这个既满目疮痍又朴实可亲的大社会。临走的时候，亲戚们总是从辛苦一年的捉襟见肘的积攒中，拿出两毛甚至五毛作为压岁钱，通过压岁，寄托亲戚对晚辈的良好祝愿。
亲是父系的，戚是母系的，无论父系还是母系，都有直系和旁系，所谓的近亲和远亲。我家的亲戚那么多，有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，有柳树坑的舅爷家，有竹园的，有狮子沟的，有板厂的，有下漕的，有阳坡的，有馿踢岭的；有舅家、姨家、姑家、表叔家。至于不需要过年走调的更多。印象中，似乎每一个大人不是表爷就是表叔，不是姑父就是姑姑。后来知道，我家真正的亲戚并不多，真正有血缘的是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和柳树坑的舅爷家。因为父亲兄弟三个，没有姊妹，所以我也就没有亲姑，几个姑家都是出三服的同宗；而母亲从郾城县逃水灾上来，我的亲舅家在漯河郾城，这里的几个舅家、姨家都是义亲；表叔都是奶奶娘家一辈儿的后人。但是，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不算亲戚的亲戚，不但逢年过节要走要要瞧，而且遇婚丧嫁娶、盖房起屋、小儿满月等都要参与，不但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扶持着帮衬着，而且也是相互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和心理支撑。
亲戚中，最重要的自然是舅家，所以竹园的舅家去的最多，这个不是亲舅的舅家早已是我们心中的亲舅，而且实际关系胜过亲舅。小时候，孩子们都不讲卫生，尤其是农村，尤其是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庭，白天在泥土里打滚，晚上直接入睡。我是这类孩子中最突出的一个。有一年过年和四姐一块走到竹园舅家，妗母烧了水，硬是把我拉到水盆前，先给我洗手，再给我洗脚，然后一边开玩笑笑话我，一边把脏得目不忍睹的水泼出去。不知为什么，在母亲眼里姐姐家也是亲戚，所以走亲戚的时候姐姐家也要走，大姐二姐家就走过很多，其他姐姐家我倒不记得。也许在母亲内心深处，总有一架倾斜的天平，要用更多的情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