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我是*人的孩子
在影幕上我不曾一次地看过那炮火连天的战争是那样的惊心动魄，又是那样雄伟壮观，那种情景永远深深印入我的脑海。听父母讲，我同千千万万个同龄人就出身在那个年代——年元月9日。
当我哇哇落地时，我的父母（均为*人）仍奔驰在疆场上，他们携我转战南北，迎来了全国解放。
我真正记事，是从年开始，那时父母已定居在张家口市察哈尔*分区大院里，我每天见的是穿*装的叔叔阿姨们，吃的是食堂。由于战争刚结束，重建家园的工作也刚刚开始，因此，没有什么家属宿舍。只是在一个楼房的拐角住着，房子不算小，但很黑，又潮湿。白天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便由一个叔叔照顾着（后来才知道是爸爸的警卫员）据说，我很调皮，性格像男孩子一样无拘无束。那日子真是过得快乐极了，一些有趣的嬉戏将是我永久的回忆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叫小虎的男孩子玩，感到耳朵挺有意思，便拿了一点水往小虎耳朵里倒，说也奇怪，他是那样的听话，一动不动，后来幸亏他父亲走过来发现，才叫我爸爸将我领走了。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得了中耳炎，如果他没忘记的话，也许会骂我的。
还记得有一天，我发现猪缸里有许多西瓜皮，便一跳而进，抓起来就吃，还挺香呢？是我平时吃不上西瓜吗？不是的，就是那样顽皮。
在我们楼房的园内有一个不太大的小房子，里边放着放映机（那时看电影都是放映机）和许多胶卷（有些散落在地上）我便和小虎趴在门缝边，用小木棍塞进小房，将散落的胶卷慢慢拉了出来，卷成长筒真好玩。
更有甚者，我把两岁的妹妹带到马棚里，偷吃马料黑豆（是炒熟的），那才叫好吃呢。喂马的叔叔发现后，才把我和妹妹从马槽里抱了下来，你说有趣没趣。
妹妹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，长得很像洋娃娃，从小胆小，很乖、很听话，从不惹事，倒是我常常出点锼主意，连累了她，但她从不向父母告状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很想吃花生豆，问姥姥要了五分钱，带着妹妹过马路去买，一不小心，妹妹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伤了，就大哭了起来，我说：“嗳，你别哭，姐姐给你买花生豆”，也许撞得不要紧，她便停止了哭声，我们买了花生豆一边吃一边走了回家，这件事直到两位老人去逝都不知道，我妹妹足可以当保密局局长了。
正当我活蹦乱跳、无忧无虑地成长着时，一场大病袭击了我，由于当时医疗技术和条件的所限，将小儿麻痹误诊而打错针，待高烧退后才查清了病因，却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。我清楚的记得，当时，双腿全部瘫痪，双下肢失去知觉，于是，我由一个分秒不闲的小姑娘顿时变成了一个卧床不起的小病号。但性格依然活泼，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，更不知道由于这条腿会给我一生中带来什么样的磨难，痛苦和坎坷，正由于这条腿使我一生中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。
我只清楚的记得，我父母连同警卫员和家中保姆每天陪我去看病，后我住医院，医院建在离市区较远的东山坡，环境很优美，医院里有不少被我*接受过来的日方医生他们都很喜欢我，每天除了给我服药，烤电外，就陪我在病房玩，有一个日方女医生，她长得漂亮极了，因为我发烧是夏天，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和高跟鞋，头上戴着船型帽，她很年轻，也许是院长安排的，我由她每天背着去烤电（我住在二楼，烤电室在一楼）其余时间陪我玩儿，她用流利的中国话给我讲了许多许多故事，还教我写字，那些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田”等等的汉字都是从她那里学会的，遗憾得很，不知她现在在那里，是在中国、还是在日本？我想她不会忘记我，而我也永远怀念她，医院，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，我的右腿终于全部康复。从此，我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开始了漫漫的人生旅程……
年春季，爸爸请了半年假，专程到北京去给我治病，当时大人的心情是怎样的，我全然不知，反正医院看病按摩，针灸外，就是打闹着让爸爸带我玩，什么到北海公园划船呀，到动物园看动物呀，到颐和园、故宫等地看名胜古迹呀等等，每一次我提出要求爸爸都没有拒绝过，虽然当时我五岁，可爸爸已经三十五岁了，由于战争的缘故，爸妈结婚十一年后才有了个我，当然视如珍宝，每次出门总是抱着我，从无怨言，是那样的温和，这种情感直到我当了母亲才深深体会到，听父母讲，我二岁就能踩着舞曲跳舞，歌又唱得非常好的，（由于父母在参*前都是教员，妈妈还当过音乐老师，自然我也遗传了妈妈的基因）试想一个有舞蹈音乐天才的美丽女儿，一夜间变成了这样，作为父母那种伤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正因如此，父母对我自然是百般呵护和略带几分偏爱，使我养成了一种任性和及其要强的个性。
记得，在北京看病时，看见街上有些小朋友脖子上戴着红领巾（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）就非要让爸爸买一条，爸爸真是无处可买，只好买了一条大方格手绢给我系在脖子上，还照了一张照片，作为永久留念现在想起来也真有趣，从小就和*治结了缘，那时的我，只要提出什么，爸爸总是百依百顺。
有一次买苹果，我非要好几个，爸爸说“你吃了再买”这就不行了，坐在大马路的地上不走了，爸爸没办法，只好依了我，我才站起来，现在想起来还脸红呢。可那时候的我的的确确是那样。
由于机构变动，年将察哈尔*分区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人去北京*区，一部分人去山西*区，原定父亲去北京*区，但由于父亲的再三请求，决定回山西*区，听父母讲，父亲不愿意离开他出生的这片故土。这样，我们全家便由张家口市迁往太原。年，我们来到了山西*区，住在大教场院内，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。
大教场和小教场构成了教场巷，这条巷在小东门由汽修厂以南的一条小街内，这里原是清代初年设置的大教场，小教场在北，大教场在南，阎锡山统治时期，大小教场都是晋绥*和警察，官兵的训练场地，日寇占领太原后，除了在大教场训练部队外，还在教场西端修建了别墅似的住宅四幢。室内有花坛，且装修都是日本式的拉门卧室，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居住，并把该段街命名为工程师街，别墅建筑的南端与自来水公司为邻，在大教场东部，日寇还修建了一座园顶式的大型陵墓，专供安放日*阵亡将士的骨灰之用。解放后，我们把它叫做“*子坟”后*区要在这里修建宿舍时，才把这个“*子坟”去掉，而我们住的十年中“*子坟”仍然存在，调皮的男孩儿包括我的三个弟弟都经常在那里玩，为此，我二弟弟因不小心摔下了山，被树枝挂住，将脖子划破，在医院缝了针，至今脖子上还留下了伤痕。
二、“九一小学”，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生活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已到了上学年龄，父母于年把我送到远离省*区宿舍20里的地方，即“九一小学”，从此，我开始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生活。
这座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小学，该校前生为太行行署育才、太岳行署育英干部子弟学校。年10月19日，从文庙太师附小旧址迁入坞城地区，正式命名为“山西省干部子弟学校”。
为了纪念山西省人民*府成立的日子——九月一日，不久被命名为“山西省九一小学”。
█现在的九一小学大门
学校直属省教育厅领导，教师、学生经费均经省教育厅直接分配和管理。当时办学条件优越，居全省首位。当时的裴丽生省长经常在校检查，把我们当成了宝贝，也许这是战后留下的革命后代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年之前学生的吃住、学习用品全部供给制。年起，干部实行薪金制，学生住校费用改为自费，生活费每人每月16元。教育厅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校长，老师、阿姨和一切管理人员。他们都为我们这些孩子辛勤服务，他们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心血比*金还宝贵，使我们终身难忘。
我们一律住校，集体生活很规律，生活起居，吃饭活动有专人照顾。每一个学生宿舍都配备一名保育人员，我们每周看电影一至二次。每月理发一次，半月洗澡一次，校内设理发室，澡塘，缝纫组，学校定期召开家长会，受集体生活的锻炼和陶冶，我们互助友爱，集体主义精神很强，活动内容丰富，营养状况很好，衣帽整齐统一，精神振奋，受到附近群众的羡慕和称赞。
“九一小学”占地面积为二百二十亩，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乱滩子，在校领导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使绿化面积占到了，总面积的70%，整个校园被笼罩在郁郁葱葱之中。这所学校的面积布局很合理，环境十分优美，有一条宽12米，长米的砖砌环行大路，围绕校园，校园里有田径场，足球场，兰球场，还有樱桃园、苹果园、小树林。春季鲜花满园，夏季绿树成荫，秋季果实累累，真是舒适极了。
█现在的九一小学校园
由于我是一个残疾儿童，老师、阿姨对我倍加关心爱护，那时的我虽然由于残疾失去了某些同龄人能享受的欢乐。比如：跑步、跳高、到野外游戏等等。但我并没有感到孤单，伤心和难过。同学们的友谊、老师的关心，使我感到在集体的温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栗予生、白旭芳、郭红和、韩风云、赵小霞、李逢叶、陈宝兰等等，这些我最亲密的朋友，是他们常常给我欢乐与幸福，我们朝夕相处，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值得怀念和永远不会忘却的……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范阿姨（范山兰），每天晚上给我洗脚（因为，我的腿从膝盖到脚都是冰凉的，所以每天必须用热水泡脚）她是那样的慈祥可亲，从不发脾气，我真不知怎样去感谢她，大学毕业至今只在太原市红育红幼儿园见过她一次。年小学同学聚会时，我费了许多周折，但还是没有她的音讯，不能说不是我一生中很大的遗憾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的班主任老师常亚玲，后才得知她是“常家庄园”的后代，是一个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。虽然她当年比所有的在校老师年龄都大，但她对工作的敬业精神都是无人可比的，她的宿舍里经常是灯光通明，她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正因为如此，她带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班集体，她的儿子闫小晓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她对他则是管教更严，决不允许晓宣欺负任何一个同学，记得有一天，我在操场滚铁环，晓宣不知怎么搞的，也许是我滚的慢，挡了他的路，可也奇怪，那么大的操场，他干吗非要跟在我后面呢？更令人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张口骂了我一句“拐子”使我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。我哭着告诉了常老师，她把晓宣狠狠地凑了一顿，并在班里宣布不准任何男同学欺侮我。大概由于这一原因，整整六年我是最快乐的，一切任我来，谁都不敢欺负我，当然我并不是为所欲为，那时的我，性格非常要强，常常处于一种自卫的状态，这就是残疾儿童的心理，但我还是比较温顺的，不幸的是年，常老师被打成右派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*治，但觉得她不是坏人，当她被赶走时，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，从那时到现在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，后听晓宣讲，当平反通知书寄到天津她家时，她已经去逝，带着终身遗憾永远离开人世了。这不能说不是悲剧。
█年，九一小学的学生在训练足球
和晓宣相比另有一个男孩，他使我终身难忘，他叫赵旭虹，他内向腼腆，当我们懂得友情时，就相处很好，不仅说的来还能玩在一起，所谓玩，无非也就是“滑滑梯”、“荡秋千”、“打瓦片”、下课十分钟，“抓抓拐”、“扔扔包包”等等，总之十分开心。星期六回校将各自从家带的小零食互相赠送等等。
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放寒假，我突然肚疼，走在离校医室不远的地方，就疼得蹲了下来，赵旭虹看见问我，你怎么了，我说好肚疼，他马上跑到校医室叫上大夫，将我扶到医务室，服了一小瓶“十滴水”慢慢才缓了过来，在那个年月“十滴水”就称是好的治肚疼的药了。第二天，我才坐上省*区的接送车回了家。试想，同是同班同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个是伤害，而另一个是关心，我能怎么想呢？除了对旭虹的感激和依恋之情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萌发了朦胧的爱意，这虽然幼稚，但却十分真诚可贵，这是一种多么纯洁的爱，直到现在还埋藏在心底。5年后由于他父亲调到北京，我们很少见面，只是在84年“九一小学”校庆时，我们才见了一面，事隔二十年即年7月，我们又在太原见面了，当他手捧着玫瑰花和苏晋生来到我家时，我愣住了，这玫瑰花意味着什么，难道不是“友谊之花”吗？如果他看见我的自传，定会大吃一惊，更多的是百感交集。而晓宣呢？这位南开大学的硕士高材生，一则也许忘却，二则如没忘记，那一定很尴尬，作为我们班的同学则更加吃惊“哇噻”我们的“会长”原来还有这个秘密。
后来上高小接管我们班的是两位年青的老师，一位叫田桂芳，一位叫成晓园。她们长的都很漂亮，对我们也非常好，田老师经常辅导我唱歌，有时她爱人也一块帮忙，还有我们音乐老师曹更生，对我更是百般关照，每次演出的成功，不可否认有田老师、曹老师付出的大量心血。我真心的很感谢她们，记得成晓园老师扎着两个小辫，她常常被调皮的同学气哭，因无法给我们上课，女同学也跟着哭，可那些男同学还在一边笑，真叫人无奈。
有一个叫高秉营的男孩，有一天他将几条菜花蛇放在同学的铅笔盒里和老师的讲台抽屉里，一上课，台上台下都惊叫起来，这节课没法上了，而我当时被蛇吓的钻进桌子底下，被吓病了，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这位美丽的女教师，她没有灰心，而是和高秉营交朋友，事事处处关心他，我想有一件事他是不会忘却的。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，高秉英突然得了疟疾病（在当时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）一夜说胡话，身上一会冷一会热，成老师整整在他床前守了两天两夜，不时地给他扇扇子，用凉毛巾给他敷在头上降温，就这样，等病好后他哭着说：“老师，我再也不捣蛋了”所谓捣蛋，在那个年月里，只是单纯恶作剧，后来由于年龄大，小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，是我们班第一个走上社会的。
虽然我本性好动，但先决条件限制了我，可也算幸运，天生一付好嗓子，非常喜欢唱歌，几乎学校里每次排节目都少不了我，我都是以领唱和独唱出现在舞台，也总是博得台下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。那时的我，真是幸福极了，每次演出完，还不愿意将脸上的色彩去掉，这种孩子心情真叫美滋滋的。每年过元旦，我们还要专程坐汽车去给省委省*府大院里的领导干部拜年演出。这些领导干部给我们一些小礼物，什么“贺年卡”、“小花手绢”“小铅笔”还有些小糖蛋。正因这样才弥补了我生理上的缺陷，使我生活得很愉快。
█现在的九一小学运动场
更应该提及的是在体育方面，除了由于腿受限制的项目不能参加，除此之处，我都是佼佼者，我玩得好极了，由于吊环离地面较高，我个子矮，手探不上吊环，体育老师张履加和刘贵发很爱护我这种积极性，他们经常轮班抱起我来看着我玩，然后又抱下来，这种师生之情，每当回忆起来都感慨万分。
最高兴的是过“六一儿童节”了，我们以小组为单位，由校方找车到迎泽公园、晋祠公园划船，玩耍，我因残疾走不快，小组的同学就陪着我慢慢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船上坐着七个人，二个人划船，三个人坐着，一个人吹笛子，我自然就是独唱了，那悠扬的《让我们荡趣双浆》的歌声，至今还令我回味无穷。那快活劲甭提了，那一阵子我们似乎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那六个可爱的伙伴里，李逢叶（原在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役局工作）、白旭芳（原任广东电白中专教师）、段秀珍（原在山东烟台打捞局工作）、辛改风（后改名为辛兵现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工作）、韩风云和辛彩琴至今无法联络。每当翻开旧日的合影，划船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。
█排队放学的孩子们
那时的我，在同龄的女同学中也称是个比较调皮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学校的樱桃园里长满了樱桃，红红的真好吃，我便约好旭芳趁下午课外活动偷偷地去樱桃园里，拣了一小手绢，正往教室里走时，突然对面来了校长，这可怎么办？吓坏了我俩，但校长伯伯没有批评我们，很温和地说，你们俩把手放在背后，我也知道你们拿的是什么，是樱桃吧？你们想吃时可以告诉老师，不要自己去树下捡，万一扎上刺就不好了。说也奇怪，自打这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去捡过，也许是被校长感动了，这样关心式的批评，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脑中，一直记忆犹新。
还有一次是星期六下午，大喇叭叫我去校门外坐车回家（那时每个星期六下午都由省*区机关派车接送我们）我正和同学跳方格，竟连家都不想回了，第二天（星期日），我无聊的很，就起床把被子晒了（这本来都是阿姨办的）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一只大公鸡叼了我的腿，我立刻就摔倒了，起来后又真后悔，不该为了跳格格不回家，反遭公鸡咬，至今还非常怕公鸡。
在小学六年中每次放暑假，都由李叔叔（他是李和平的爸爸，是一位老红*，曾在二万千里长征中担任邓小平同志的马夫）带我们坐车去省*区农场参加劳动，而我呢？又因腿不能劳动。只能帮忙看衣服什么，倒也好，他们把拔下的萝卜、摘好的西瓜等堆放在我身边，我也不客气，用手擦擦萝卜就吃起来。所以，我们养成了很好的劳动习惯。而每次放寒假，我父母都让我带着弟妹捡焦炭、捡木头、捡木爆花等拿回去烧。所以，又养成了我们节约的好习惯，仍然保持到现在……。
小学的生活就是在这样无忧无虑中渡过了。有一点辛酸，而更多的是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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